涌入夜校的年轻人
▲图/视觉中国
穿过历史的定义，“夜校”成为理解当下年轻人生活的新注脚。
文、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发自上海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滴”的一声打卡后，周微踩着轻便的运动鞋小跑出写字楼，跟随她身影晃动的双肩包有些鼓，里面是练拳的衣服，她要去夜校打一小时“霍家拳”。距离这座写字楼最近的地铁站——上海人民广场站——有17个出口，周微戏称正在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出口。
相隔约10公里，来自长宁区的木子同一时间背上了自己的非洲鼓，她骑单车去夜校上第8节非洲鼓课。木子同时带来的还有自己上节课的作业，老师让学员们选一首歌曲用非洲鼓来编曲创作，这位1990后出生的温州女孩选择了周杰伦的一首《爷爷泡的茶》。
同样会出现在夜校课的苏破满似乎更加引人注目。城市大了，容易把人衬小，但不包括这个举着高脚杯等地铁的女孩，里面是半杯红酒，汹涌人潮给她带来更多的注目。
她们都是这届秋季班上海夜校的学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上海夜校全称“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以下简称“上海夜校”），开办于2016年，2023年突然爆火。9月秋季班报名时，超过65万人争抢1万个课程名额。
随之而来的是“夜校经济”热，北京、西安、长沙、深圳等城市的一些机构或个人以“主理人”的名义开夜校班。今年以来，某社交平台上“夜校”的搜索量同比增长980%，相关笔记评价数同比增长226%。“夜校”这一历史词汇，在爆火中被称为“成人版少年宫”。
一面是年轻人关于“内卷”的讨论，一面是年轻人涌入夜校上课。或者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某种回答。在这个自选的生活方式中，夜校藏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态度。穿过历史的定义，“夜校”成为理解当下年轻人生活的新注脚。
周微约在一家上海馄饨店见面，小店开了很多年，她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要带我尝一尝当地特色，尽管这家店她也是第一次来。
身形高挑，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低马尾，周微在一身休闲牛仔衣外套了件亮色的短款马甲，脚上是运动鞋。吃完晚饭，她就要去附近的武馆上课，打霍家拳，这是她今年秋季“抢到”的上海夜校课。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开办于2016年，主要针对18-55周岁的中青年群体。与大众印象中学习文化课的夜校不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创办之初，上海夜校的教学门类较为传统，如今已经拓展到了生活时尚类。红酒评鉴、江南点心制作、戏剧鉴赏、桥牌、美妆、iPad绘画以及VLOG拍摄等课程，新颖有趣。今年秋季班，上海夜校还与上海市残联合作，首次开设了手语课。
“想在晚上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轻松的事情、没有那么功利的事情。”和衣着一样清爽干练的是周微讲话的语调，速度快、尾音习惯性上扬，带着一种肯定的口吻，她很直接，上来先总结了自己去夜校上课的原因。
在线下见面前，我在社交媒体平台寻找上夜校的人，相关帖子很多，一一私信留言后，周微是第一个回应我的人。她的热情和熟练，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有体现，她发来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的链接，顺便帮我列了几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
周微是上海夜校的“老学员”，今年是她在这里上课的第三年，“不是火了才去的”，她这样区分自己和这届刚进入夜校的“新人们”。夜校分春季、秋季两个学期，一般是500元上10-12节课。在这些课程中，和周微渊源最深的是非洲鼓，她从“学生”变成了“老师”——第二个学期上非洲鼓课，老师的一只手骨折，周微成了助教，老师负责讲解，她负责打鼓。
她告诉我，先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学了非洲鼓，两个人住的地方离文化馆都比较近，朋友拖着她说“反正你晚上也没什么事”，周微就跟着一起去了。
周微是1980后生人，在一家媒体做HR（人力资源）。她未婚未育，开玩笑称这是自己看起来年轻有活力的原因。几次聊天后，她才告诉我她毕业于复旦大学，起初不想提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做得很好，感觉我的同学都混得比我好”。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这里念书、工作，只在短暂的假期去过外面，“混得好与不好”，是她的生活环境中非常容易出现的指标。
非洲鼓课上没有指标。只要敲击，就会有节奏降临，一通学习后，她不用去考“非洲鼓证”来换取某个简历的补充或者晋升的机会，这让她来了兴趣。
学完第一学期，只剩她一个人。带她上课的朋友不来了——因为买房了，背了几百万元房贷，要开源节流。周微问，“这500块的课你都不上了？”朋友的回答也很简单，“不上了。”以前星巴克不离手，现在这位朋友称自己每两个星期喝一杯或者一个月喝一杯，“那还是上海人吗？”周微笑着问。
周微也有来自生活的压力，让她最近有些烦恼，作为HR，裁员成了绕不过的工作内容。她感慨现在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感觉人越来越少，离职的离职，退休的退休，但活还是那些活，肉眼可见大家都忙起来了，之前的一些‘摸鱼’现在都不存在了。”她向我解释，“要统一裁员，但是裁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改革的方式，比如部门合并，人就要减少，一合并领导也减少了，下面人也减少了，最终目的就是减少人力成本。”
处在HR这个角色中，周微看似拥有某种主导权，“是我在裁人吗？其实坐在对面的人和我自己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压力在夜校戛然而止。十几个人站在空旷的武馆，周微在第一排队首位置，她是为数不多带了专门练功服的人，跟着老师的指示，挥拳、出拳、跳跃……
打拳结束后，周微开车送我到附近的地铁口。车子很新，她一度想过自己万一失业可以去开网约车。但根据最新数据，网约车市场日渐饱和，2023年7月22日起，上海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证相关业务。开网约车的路，走不通了。
今年国庆，周微刚去了一趟埃及，伴随着工作压力，一个问题出现在她的脑海：“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出国游？”
“本来我挺舍得花钱的，但以后不知道。”周微讲述了另一个生活细节，她平时喜欢看演出，前一天还在和朋友一起抢某合唱团的跨年音乐会门票。他们一起瞄准80元一张的最低档位，秒光，再点进去重新抢180元一张的次低档，也没了。“更高档的票没人抢，”以前她觉得价格高一点也没什么，280元、380元也能接受，现在不是了。“我以前经常看演出的，如果很喜欢我就买前面的座位，如果一般般喜欢就买后面的，现在是最低档有多低就买多低。”
她现在会租望远镜去看演出。夜校500元一学期的课程，用来填充自己的业余生活，对周微来说不失为一种最优选。
多元一点，不那么功利，无论打鼓还是打拳，这是周微选择夜校课的重要一点。第二天她介绍给我有同样特质的人，她在夜校的非洲鼓老师。
你想一起玩吗？
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大宝。街边迎面走来的三四个人中，周微让我猜，哪个是她的非洲鼓老师。长发过肩，戴一顶帽子，留络腮胡，波西米亚风格的上衣配肥大的裤子，周微笑着告诉我“猜对了”，就是刻板印象中的艺术家装扮。
见面是在中午12点，大宝刚起床，相比于他昼伏夜出的生物钟，今天早起了些。也许是为了清醒，也许是因为习惯，他在餐桌边坐下后，什么都不点，打开随身带的小酒壶，先干了一口，“今天下午的时间，都给你。”
大宝1991年出生，上海松江人，学习音乐多年。毕业上了一阵班后，大宝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不定期与一些乐队演出，负责打鼓。其他时间他教孩子上音乐课，也在夜校开班教非洲鼓。
赋闲在家的日子，他曾经被父母说教，但时间久了，一切归于平静。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教育理念不同，对于孩子要上什么课的期许也有不同，“夜校”是一种体现，孩子长成大人后会选择上什么课呢？
周微和我分享自己单位同事的“育儿论”。公司17:30下班，有次她见两位同事不加班也不离开工位，引起了她的好奇。另外一个同事告诉她，“不走”的两人家里的孩子都小，下班都不愿意回家是因为谁先回谁先做家务、带小孩。他们就在单位里刷手机装作忙，多开心，“加班”还是个正当理由。晚回去，那就可以吃现成的晚饭，这不是个例。
大宝讲到自己有个朋友，把工作换到一个深山里，具体做什么他不清楚，大概是创作类的。我下意识以为是“爸爸”，直到最后大宝告诉我是“妈妈”，这个女生讲自己的儿子太笨了，2+2=4教了好久都没有教会，看到任何一个数字都叫“2”。她告诉大宝，不想看到孩子，所以换了个工作，这样可以一直在山里待着，“就不用哭了。”
大宝感慨，80、90后这一代人对孩子的观念思维和上一代不一样了。10年前似乎没听过“全职儿女”这个词，那时候更通俗的说法是“啃老”。现在“啃老”二字“因为太多了不必说了”，大宝这样解释，就像以前把按揭买房的人叫“房奴”，但这个词也很久没出现了，它无法引来讨论了——因为大家都是了。“谁要再说一句自己是房奴，人家说你是在凡尔赛（炫耀）吗？就你买得起房是不是？”
饭后，我和大宝走在雁荡路上。正是上海的秋天，微风，午后的阳光不刺眼但温暖，他准备带我去看平时打鼓排练、演出的地方。这条路也是他和非洲鼓的“缘起”，那是一次没有目的的闲逛。当时他还在上班，已经记不得是请假了还是办完事和朋友出去逛了，买了罐啤酒，他们就坐在雁荡路边一起喝酒，喝到下午3点，大家快要散了。
“我今天肯定不回去上班了，都已经到这个点了，没必要再回去上班了。”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朋友的乐器店里，他一眼相中了非洲鼓。
“没有旋律，只有节奏，”这一点戳中了大宝，“和以往我听到的其他音乐都不同，每个人看似都是在打自己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大家处于同一个频率，所有的节奏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是在讲人生吗？大宝说，只是在讲非洲鼓，“我不讲人生，我没有资格。我还没有到可以谈人生的年龄，我自己都活不明白。”
尽管有音乐基础，但当时大宝还不会玩非洲鼓，买回去就自己瞎拍。像之前的很多事情一样，借着新鲜劲儿玩几天，不高兴玩了就往旁边一扔。后来真的想玩，是上非洲鼓这个课，大宝说当时有人找自己合作开一个非洲鼓的课，他想着既然要做这个课，那肯定不能像自己噼里啪啦拍两下就算，“我真的去玩了，结果我自己停不下来了。”
将近两个小时的聊天中，聊到夜校课堂，大宝自始至终没有用“教”或者“学”这样的字眼，他只有一个字“玩”。他看到课堂上大家的眼神，有的人打鼓的时候眼神里是有光的，有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像在哪里都有在“混”的人，虽然大家都是自己掏钱来学的。
确认到那种“有光”的眼神，大宝就问“你想玩吗？”对，不是问“你想学吗？”“你要玩我们一起玩，”大宝不愿意刻意去强调老师学生的身份，他说没有必要，“大家都是成年人，愿意的话你会听到他的鼓声。”
现在周微和大宝上的非洲鼓课已经不是夜校课，结缘于夜校后，他们约定了一个时间一起打鼓，大宝不收费，几个感兴趣的人一起相约打鼓。
这样的氛围贯穿我观察过的很多节夜校课，让我想到上次和周微一起去上霍家拳的课，我在教室一角旁听。此前周微帮我去问上课的老师，有媒体来采访是不是可以？这位老师给了一个灵活的答案，“不要告诉我，公对公要走流程，我不能决定，对方想看可以在一边看。”
目的地很快到了，是上海K11大厦的地下，如今有不少乐队的排练、演出都在那里。脚下是被改造为“沙滩”的地面，上面是几把椅子、一台鼓，另一边是录音调音室，人们进进出出，灯光一直昏暗，颇有“地下乐队”的感觉。
鼓声起，几个人围成半圈，不同的节奏组合在一起，“咚 咚 咚”，他们在每个周一敲击属于自己的夜晚。
能把非洲鼓打得有模有样的，还有木子。和她这样的上班族约在周末见面，她选在了需要早起的上午9点。
她平时习惯骑单车出门，我想看看她的车，但这次没机会。她告诉我中午12点有其他事情要做，这天选择了共享单车出门，这样回去的时候，根据时间早晚，可以选择骑车或者打车，会更加游刃有余。
这种从容与严谨贯穿我们的聊天，木子对很多事物的描述有种准确性，也许和职业有关系——她在上海市的一家法院工作。1990后出生的木子自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做了这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
木子知道夜校是通过社交软件，她报名了今年秋季的非洲鼓课，没有想太多，就是想去学。木子说她工作之后才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可以用我有限的资源去支配我下班后的生活，这是我能做的事情。”
木子毕业时已经26岁，她说那时候才有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感觉，实习的时候虽然也有赚钱，但现在是一种持续的稳定，“这是我的底气。”
木子说非洲鼓的课堂氛围是她白天的工作环境中不具备的。
夜校课与单位的氛围不一样，单位也有类似工会组织的活动，比如中午跳个健美操，会有人联系老师到单位授课，收取一定的费用，可能比外面便宜一些。但那是和同事们一起的，在夜校是和陌生人在一起，“陌生人”三个字让木子觉得“没有一点的包袱”。周一晚的夜校课成为她生活中最期待的事情。
白天的工作，木子从来没有轻松的感觉，这和职业性质有关。处理法律相关事务需要特别严谨，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对程序的要求、规范比较高；另一方面，也有心理的压力，要面对同事、面对当事人，需要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它会带来利益的分化。和同事的关系有时会涉及到利益，比如竞争的机会、成长的机会，这个东西受很多因素影响。”
在木子眼里，有边界的工作是对生活的保护。也有能成为朋友的同事，木子的处理原则是：要分场合，朋友和同事的身份是可以切换的。
我问她工作繁忙有没有加班费，她再次给了“准确”的答案：“没有加班费，但不违背劳动法，我们适用公务员法。‘为爱发电’，事情做不完，但必须得做，因为今天不做的事情就摆在这里，明天还会有新的事情。”
小时候，在课堂上被问到长大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木子说做导游。当时对导游的认知不多，就是“能带别人出去玩”。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县城，木子在大学之前没去过太多地方。一直到高考结束后选专业，木子称“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很明确不想做什么”。家人建议她读师范，以后做老师。木子拒绝了，“当时我虽然不能说出自己想做什么，但可以告诉你我不想做什么。”
她一度想去读医学，看中的是浙江大学的本硕博连读，按照医学生正常的成长路径，可能需要十几年，但那个项目缩短了读书的年限，只需要8年。她查了往年的录取线，按她的分数推测，读本硕连读可以，但本硕博的不行，她干脆去念了法学。
从法学生到法院工作，在稳定顺遂的人生轨迹之外，木子给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取名“这人好野”，留下很多不同地方的旅途行迹，那是她当下工作之外的身份。
她并不太了解夜校班里的其他同学，“因为我本身不会抱着交友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据她观察，课上只有一个男生，老师说往年班上全是女学员。学员们年龄跨度大，有20出头的，也有退休的，“我只能肉眼判断”，这句再次补充了她的严谨。
管他破破烂烂，我要缝缝补补
相比木子，苏破满的夜校课笔记更加放飞自我，找到她是来自一个互动量很高的帖子。
“周二晚上看到端着红酒杯赶地铁的人不要奇怪”，苏破满起了这样的标题，她在内文中写道：“上海市民文化夜校的品酒课上到接近一半，体验真是不错，理论和实践结合让我这种红酒小白都能浅说两句了，就是每次下课前要急速喝完两小杯，空腹的我每次都晕乎乎地回去，今天不急速了在路上消化教材吧。”配图是她在街头手拿红酒杯的特写。
我带着对夜校课的诸多问题，没想到聊天一开始，苏破满先对我提出了更多问题。在她看来，更有意思的事多得很，她好奇为什么短时间内涌来如此多对夜校的关注，“是国家的宣导还是资本的介入？”
谈到发帖内容，苏破满说另一个帖子中“车里飞出一个电脑”让人印象更深刻，所以更加不明白“夜校没让我那么深刻，为什么反而受到这么大关注”。
在那篇名为“上海打工人怨气好重啊”的帖子里，她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去找朋友吃饭，在一个地方过马路的时候，车里飞出一个电脑。还好没设置密码所以能勉强联系上失主，结果他企业微信的签名是：疯狂打码中。这是车上打码打疯了吗？
后来她联系上了这位失主，对方称自己不是故意的，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把电脑丢出窗外，这种“发疯”让苏破满对夜校的轻松氛围更有感受。
苏破满1995年出生在山东，她称自己来自于一个“保守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带着传统东亚文明下的高期待。她从小就努力，是文化课第一名的艺术生。苏破满在浙江的一所大学读编导，当时学校提供给文化课考试全国前三名或者省内前两名的学生一笔奖学金，她拿到了。
除了高考结束那次，苏破满回忆自己很多年都没有暑假。她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实习，一度觉得自己很喜欢加班，“状态好的时候做事会更加顺畅，工作到下班的时候，像机器运转一样流畅，下班后也能很开心工作。”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持续到2019年，那一年她在杭州上班的公司关停。那是一家影视公司下属的子公司。苏破满提取出自己所有的住房公积金，跑去泰国曼谷玩了15天，那是她第一次给生活按暂停键。
也是那一年，她离开杭州，来到上海工作。在2020年底，她感觉自己和身边人的“弦拉到了巅峰”，回看当时的状态让她觉得魔幻，过去的聊天记录着“今天我要早下班”，实际下班时间已是深夜两三点钟。
时间来到2023年，“卷不动了”，她戏称干脆彻底放飞自我，自己目前是gap（暂歇）期——意识到之后还要工作很多年，选择去夜校相当于一个“闹钟”，定在自己的生活中，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过高强度加班的生活。
不再着意于“卷”，着意于“攀登”，苏破满现在偏向“多元、多彩”的选项。她形容自己做什么事都三分钟热度，学艺不精，比如新冠疫情封控期间自己曾吹了50分钟唢呐，“我总是3分钟热度，总是持续保持热爱某个事物。”
眼下，她刚从日本冲绳游玩回来。到冲绳的前一天，她还没从工作状态中出来，做了一个PPT来展示旅行相关攻略。
去冲绳对苏破满来说，也许意味着新的开始，她准备换个赛道，从影视行业跳去户外运动领域。她这样解释能让自己感到轻松的逻辑，“滑雪学不会，我可以接受，文艺生学体育，可以不会。但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我没办法接受自己做不好。换赛道，好像重新接纳自己的人生。”
上夜校，也是类似这样的途径，苏破满觉得，夜校像小学的兴趣班，而不是为了某个“证”，和大学选修课差不多。她坦言自己不太了解过去的夜校，感觉上当年的夜校可能代表某种第二技能、学历，“但也许和现在一样‘水’，只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夜校之外的其他部分太严肃了，显得现在的夜校比较轻松，就像‘晚上托儿所’。”
“上夜校和上一个没有考证的兴趣班没区别，”苏破满喜欢这样的生活细节，没有道理可讲，没有指标可量化，这样的主题关乎“治愈”。她分享上一次治愈自己的细节，是去看牙医的时候，在诊所门上看到一个派大星贴画，她拍照记录，“我的人生破破烂烂，这个可以缝缝补补。”
一阵风吹过旷野
随着上海夜校的火热，个体选择逐渐有成为行业风口之势。
打开一些社交平台，北京夜校、天津夜校、西安夜校、深圳夜校、成都夜校、长沙夜校……“夜校”之风似乎正吹向各地，一时间成为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这些帖子引流迅速，很快就能建立上千人的社群。
如此风靡的速度，堪比夜校最初的模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夜校主要起到扫盲、启蒙的作用，有全民上夜校的风潮，当时上夜校以获得学历文凭为主要目的。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介绍，不同于历史上的夜校以文化课为主，如今上海夜校的课程多姿多彩，老师大多是在垂直领域有口皆碑的老艺术家和老师傅。比如，桥牌课的老师是中国桥牌协会三星终身大师陆凯，京剧课的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王玉兰，江南点心制作的老师是五星级酒店大厨仲军……
还有一些手艺课甚至请来了非遗传承人。吴鹏宏介绍，上海有63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251项市级的非遗保护项目，区级的非遗项目有近800项。上海夜校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并将传承人请来授课。
除了课程设置的新颖之外，价格也是夜校的一大优势。7年来，上海夜校的学费一直都是500元10-12节课，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低成本冒险。
这样的模式也正落地于更多地区：在杭州，浙江省文化馆一年有三个季度会开设免费的公益课程，涵盖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语言等各个领域；在温州，瓯海区推出“菁英夜校”，免费向企业管理人员、白领、蓝领等青年群体开放，课程包括管理类、技能类、文艺类……
在巨大的流量面前，商业机构和个人也嗅到了商机。机构或个人以“夜校主理人”的名义，在所在城市开班授课，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建群招募，对接机构和老师，快的一周内即可开班。
李玥是在上海夜校上了一段时间课又退课的人，她的选择或可反映人们对高速夜校模式的担忧。1980后的李玥是上海人，报名了夜校的瑜伽课。
“四十几元（一节课）在上海可以干嘛，星巴克买个咖啡就没有了。”李玥用网络流行词总结，夜校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因为上海夜校是政府组织开办，她不担心被推销课程，或者机构跑路，“我们对政府是有信任的，说实话，最大的损失也就是500元，不像外面交了1万元，最后（可能）跑路了。”
此前她给孩子报过英语培训班，上了10个月的课，孩子喜欢，老师也很专业，便又去续费。付了1万多元学费后，只上了三分之一的课，培训班就突然跑路了。“早上还在营业，后面灯就关了再也没见到，教育局、工商局、公安局都去了，律师也找了。”李玥回忆，这家英语培训机构做得很大，但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退出夜校课，是因为和孩子补习班的时间冲突，李玥最终选择了把自己的瑜伽课转让出去。她一共报名了12节课，她上了4节空了2节，剩下的6节以250元转让。
相比之前在外面瑜伽馆里上的课，李玥感觉夜校的课程有些不同。夜校的上课时间更长，多了半小时，一节课一个半小时，而且费用便宜很多；不过夜校上课的人多，老师就一位。“氛围没有太多区别，问题是老师管不了那么多人，学生的水平差距很大，有些人没有运动基础听不懂老师的指令，老师也难以平衡，没办法做更多指导。”李玥形容，相比专门的培训机构，夜校的瑜伽课可选择性也较少。
第一节课人是最多的，大约三四十人，在一个非常大的室内的休息室，老师只有一个，不少人提前去占位子，因为排在后面就看不清楚老师的动作。后来李玥所在的班级，上课的人就逐渐减少到了二十多人。
目前，在全国各地开花的夜校，一部分是政府组织，例如浙江省文化馆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会推出公益培训课程。过去参与此类课程的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市民和青少年，其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表示，自今年秋季班开始年轻人明显增多，晚上的课程，90%以上的学员都是“90”后，甚至还有“00”后。
周微作为上海夜校课的老学员，正在排练自己的非洲鼓表演。她和几个夜校认识的“学友”一起，在夜校课之外跟着大宝继续玩，不知怎么从学习变成了演出。他们一道取了队名，找了好几个人设计LOGO（形象标识）都不满意，最后选择了一款AI设计的LOGO。
不是每个人都能挤出更多时间来演练，在周微的另一堂夜校课，霍家拳课堂现场，我见到一位迟到十几分钟的男人，他是在场到得最晚的一位，也是全场唯一一位男性。他看起来40岁左右，个子高高的，一身休闲运动装，头发有些乱，戴着黑框眼镜，从老远跑着进来。后来他告诉我他在某大厂上班，已经在末位淘汰制的模式下工作十几年，虽然时间紧张，但还是想来上夜校课，以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来课堂吹吹风，这样的感受我几乎在每个人的描述中重复听到。木子在“这人好野”的社交账号上，展示另外一种乐器“手碟”，搜到的视频多是在旷野之中，伴着风声，打击出灵动的节奏。这个账号没有同事知道，是她准备报名去学的下一门课。
苏破满上次离开上海是在今年8月18日，去了冲绳，思考要不要换个赛道，到了11月依然“悬而未决”，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就像在旷野中，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她记得，“走之前人们还流行在徐汇滨江晒太阳，结果11月我回来，新式茶馆里坐满了年轻人。原本的‘咖啡市’上海，可都是喝了咖啡不会睡不着的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周微、大宝、木子、苏破满、李玥均为化名。）